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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文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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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剛:生態文明:淵源回溯、學理闡釋與現實塑造

來源/作者:《福建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發布時間:2018-12-11 瀏覽次數:190

王剛:生態文明:淵源回溯學理闡釋與現實塑造

王 剛
( 中國海洋大學法政學院, 山東 青島 266100)

摘要: 生態文明作為一種不同于工業文明的社會形態, 已經為我國學界及政府論述所接納, 并逐漸成為一種顯性使用概念和范疇。目前,對于生態文明的核心特性,以及其與漁耕文明、工業文明的本質區別,其認知還需深化。漁耕文明、工業文明、生態文明作為人類發展的三個文明形態和階段,其區別主要體現在對待自然資源的態度和能力上。漁耕文明是一種保有但是沒有能力大規模獲取自然資源的文明形態,工業文明是一種單純追求獲取自然資源能力的文明形態。而生態文明則是一種擁有自然資源獲取能力但是克制使用的文明形態。在當今社會, 生態文明的現實塑造,表現為人類克制自己經濟無限增長的欲望和能力,保有大量不體現為經濟 GDP 增長的森林、濕地等生態圈,從而實現自然資源使用的“限制、保有和共享”。
關鍵詞: 生態文明; 自然資源; 生態環境; 漁耕文明; 工業文明
中圖分類號: F290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000-5285(2017)04-0044-13 

當今社會是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社會,是一個對自然資源汲取能力無限擴展的社會。人們在制造大量物質財富、提升自身生活品質的同時,也衍生了大量的環境問題。環境問題的大量涌現,以至于“生態危機”及“生態災難”成為當今社會廣受認可的社會標簽概念。人們在享受現代文明所帶來的舒適和便利之時,也為當今社會的生態環境惡化和自然資源枯竭而憂心不已。早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這種憂心和焦慮感就在學術界滋生,并逐漸蔓延到整個社會。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橫空出世,首先吹響了人類向生態危機進攻的第一聲號角。1972年梅多斯《增長的極限》以一種預言式的敘事方式,將現代社會對自然資源無限攫取的惡果,向全社會做了描述和呈現。自此以后,“環境問題”以及所衍生的“生態危機”“生態災難”等語詞和概念成為人們認知當今社會的概念標簽。

發現問題是為了更好地應對問題。在生態危機、生態災難的問題提煉之中,與之相對應的“生態文明”也成為描述后工業社會發展和建設的概念和表征。今天,“生態文明”已經超越了學界以及政府文件的使用范疇,成為我國社會廣受關注和備受推崇的社會形態描述,也是人們認為剔除或者改善了生態環境問題之后的社會形態。但是與“生態文明”概念大行其道、廣泛使用相伴隨的另一個顯著現象,是我們依然對“生態文明”概念的內涵知之甚少,我們更多地是強調生態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差異,批判工業文明對自然和生態的恣意破壞,強調生態文明是一種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的社會。但是如果生態文明的內涵只是單純局限于對生態環境的呵護,那么生態文明與工業文明之前的漁耕文明的差異又在何處? 難道生態文明只是對工業文明的否定,對之前漁耕文明的一種回歸? 顯然現實的邏輯和歷史的邏輯都不應該是這樣的。生態文明不應該是對自然生態環境優異的漁耕文明的簡單回歸,也不是對工業文明無限攫取自然資源的簡單否定,它要成為繼漁耕文明、工業文明之后的第三種更高的文明形態,一定有著不同于單純注重保護自然生態環境的漁耕文明的特質,也一定不是對工業文明攫取自然資源的簡單否定和完全拋棄,它有著對工業文明的繼承和發揚。毋庸諱言,上述的追問在學界都有著廣泛研究和探討,其中很多的研究具有真知灼見,從而推進了我們對生態文明的認知。但遺憾地是,很多的回答還沒有洞悉生態文明的本質特性,其對生態文明內涵的界定也無法有效回答上述問題,從而使得我們對生態文明沒有一個清晰明確的內涵把握。

基于這種狀況,筆者試圖對生態文明的本質特性進行挖掘,尋找生態文明與漁耕文明、工業文明的本質差異,對生態文明的內涵進行學理闡釋。在此基礎上,探究生態文明的實現路徑,從而推進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 

淵源回溯及文獻評述

國內大部分的研究者認為,“生態文明”是一個發軔于中國的概念,其概念的提出要早于西方,為中國的學者所創造和闡釋。[1]學界公認生態學家葉謙吉于1984年(也有資料認為是 1987年) 首次提出“生態文明”概念,并且學界主流將這一概念的英文表述翻譯為“Ecological Civilization”。如果接受學界的這種英文表達方式,那么西方的生態文明概念的確要遲于中國。在西方學界,美國莫里森(Morrison) 出版的《生態民主》 ( Ecological Democracy) 一書,首次提出“Ecological Civilization”概念,并將其作為繼工業文明之后一種新的文明形式。[2]  盡管莫里森并沒有對生態文明做出明確的界定,但這依然可以看作是西方學界有關生態文明概念的濫觴。

實際上,不管是西方學界,還是國內學界,其對生態文明的建構和探討,都離不開現實政治的支持和社會的需求。盡管從概念的角度,生態文明發軔于中國,但是對這一問題的關切,西方依然走在前列。繼蕾切爾·卡遜《寂靜的春天》以及梅多斯《增長的極限》問世之后,有關環境問題引起了西方社會乃至國際社會的關切。在隨后的三十余年中,聯合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1972 年,聯合國在瑞典的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 發表了 《人類環境宣言》,從而將全球環境問題呈現在世人面前。1987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又發行了《我們共同的未來》。進入20世紀90年代,聯合國在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召開了“環境與發展大會”,大會產生了三個原則性文件,《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 世紀議程》與 《有關森林保護原則的聲明》,并將兩項國際公約《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生物多樣性公約》開放簽署。里約環境大會對全球環境保護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不僅設定了全球生態環境保護的規程,而且將生態環境保護的理念貫穿到世界各國,也包括中國。

經過八九十年代聯合國在全球環境問題上不遺余力的推介,以及我國改革開放中經濟發展模式對環境造成的問題逐漸凸顯,我國政府開始逐漸意識到解決環境問題的重要性。與學界所提出的 “生態文明”概念相呼應,早在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中,就開始顯現出 “生態”的重要性。盡管當時黨及政府的文件中還沒有完整的生態文明概念,但是其提出的 “生態良好”作為可持續發展一部分的要求,昭示著我國政府在官方文件中開始嘗試一些新的生態環境保護概念和理念。2005 年,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時任總書記的胡錦濤首次接納“生態文明”,并作為一個重要的政府使用概念。這次大會對“生態文明”的肯定和運用,使得“生態文明”在本世紀初終于從一個單純的學術概念實現華麗轉身,被政府所吸納和接受。這種官方表述接受學界概念的事例,在我國并不多見,從中可以窺見我國政府對生態文明概念的認可,以及對解決現實環境問題的急切心態。

  2007年黨的十七大報告進一步提升了“生態文明”的地位。其提出的把建設生態文明列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之一、作為一項戰略任務確定下來,提出要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推動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念。2009 年9月,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把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并列的戰略高度,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的有機組成部分。2010 年 10 月,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把 “綠色發展, 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高生態文明水平”作為 “十二五”時期的重要戰略任務。2011年3月,我國 “十二五”規劃綱要明確指出面對日趨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 必須增強危機意識, 樹立綠色、低碳發展理念, 以節能減排為重點,健全激勵與約束機制,加快構建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 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提高生態文明水平。2012年7月23日,胡錦濤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上指出,必須把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原則、目標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貫穿到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

 經過十七大五年來的闡釋和推介,“生態文明”開始深入人心。2012年11月8日,胡錦濤總書記在十八大報告中提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黨的十八大報告表明,生態文明已經不僅成為一個重要和獲得普遍認可的概念,而且生態文明建設也上升為國家意志和戰略的高度。十八大報告使得生態文明概念的使用和推廣進入到一個更為普遍和頻繁的層面。 

與政府文件高頻率使用“生態文明”相伴隨,我國學界也展開了對生態文明研究的極大熱忱,相關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并且在時間上要早于政府的廣泛使用。例如李紹東 1990 年就發表 《論生態意識和生態文明》一文來闡述生態文明[3] ,申曙光則在 1994 年,相繼發表了《生態文明: 現代社會發展的新文明》[4] 、《生態文明及其理論與現實基礎》[5]、《生態文明構想》[6]等文章。盡管這一時期對生態文明的論述, 更多地停留在闡發與提倡的階段,但是對于 21 世紀以來生態文明概念和理念的快速接受依然有著不可忽視的“啟蒙”作用。近 10 年來,有關生態文明的研究呈現“勃發”狀態,大量的論著、學術論文對此展開論述。縱覽生態文明的研究進程,其研究的主旨與貢獻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 

其一,注重探討生態文明理念與我國現有文明建設的契合。例如,俞可平教授的 《科學發展觀與生態文明》一文,指出生態文明與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是一個有機的整體[7],從而試圖回答生態文明與人們更為耳熟能詳的物質文明等概念的關系。而王宏斌從更為宏觀的社會制度角度去探討生態文明與社會主義的關系[8] 、代表了一批學者試圖實現生態文明與其他文明理論、社會制度理論的邏輯自洽。其二,注重分析生態文明的內涵,并試圖給予一個較為學理性的概念界定。例如王洪波從學理考辯角度去追溯生態文明的源流,并指出生態文明源于人與自然的矛盾。[9] 其他的不少研究者都嘗試直接給予生態文明內涵一個明確的界定, 很多年輕的研究生都在這方面進行了嘗試,王玉玲[10]、李良美[11]、張首先[12] 等直接以闡述生態文明內涵為文章標題。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在少數。其三,注重從理論建構的角度去探究生態文明的涵蓋內容。余謀昌認為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新形態,并從環境哲學、環境倫理學、循環經濟等方面較為詳實地闡發生態文明的新形態。[13] 

學界在生態文明方面的研究,契合了國家的現實需要與政治話語訴求,兩者形成相互激發的狀態。但是這種激發狀態,僅僅是一種共同認可的概念的共鳴,缺少對生態文明本質屬性的層次追問。上述的研究成果表明,學界試圖去回答“生態文明是什么”的問題,但是其回答,要么只是從直觀和表層方面去辨析生態文明不同于工業文明,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要么太過于學究氣息,試圖從學理源流和學科架構的角度去搭建生態文明理論框架,反而沒有對生態文明一些更為深層的東西進行追索與探究:大量的相關文獻,依然沒有洞悉生態文明的本質屬性是什么。換言之,我們對生態文明的認知與界定,缺乏像“工業文明”、“資本主義”那樣深邃和明晰的界定維度。而沒有洞悉生態文明本質屬性的任何概念界定、理論框架搭建,都將是“空中樓閣”“沙丘建閣”,無法使得生態文明獲得更多和更為久遠的認同。要獲知生態文明的本質屬性,最為重要的是需要進行兩個方面的辨析和區別:生態文明與工業文明的本質區別是什么? 難道僅僅是自然生態環境的不同嗎? 如果是這樣,那生態文明與生態良好的漁耕文明有何本質區別呢? 筆者在對生態文明進行學理闡釋之前,試圖對漁耕文明、工業文明進行特質提煉,從而為生態文明的本質屬性挖掘建立參照物和比照依據。

三、前生態文明: 漁耕文明、工業文明的特質提煉

要探究生態文明的本質屬性, 需要從其與漁耕文明、工業文明的對比中挖掘。這種基本的分析思路也為學界所認可, 其踐行者也并不在少數,只是各自分析進路和切入的角度存在差異。例如龔天平、何為芳從人性基礎的角度去辨析三者之間的關系,其認為漁耕文明時期是自然人,工業文明時期是經濟人,而生態文明時代則是生態—文化人。[14]李玉杰、季芳等人則從人與自然關系的角度辨析,認為漁獵文明時期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協調狀態,工業文明時期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立狀態。而生態文明時期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和諧狀態。[15]不同的分析進路和分析視角的確可以讓我們更全面地認知生態文明,從而 “構建”出生態文明的全新圖景。但是按照馬克思的理論,一個社會形態和文明的根本特征和標志是生產力的發展層次,其他的方面都是建立在適應生產力的基礎上。而生產力的本質在于獲取資源的能力。因此,筆者將從獲取資源 (即生產力) 的角度去提煉漁耕文明、工業文明的本質特性,從而到達辨析生態文明本質特性的目的。

漁耕文明: 保有但沒有能力大規模獲取自然資源的文明形態

在生態文明的研究視域中,人類的文明階段可以劃分為漁獵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但實際上,“生態文明”的訴求緣起于人們對工業文明的反思和否定,工業文明是辨析生態文明最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因此,對工業文明之前的文明形態進行更為細致的劃分,并沒有太多的必要。基于上述理由,以及篇幅所限,筆者將工業文明之前的漁獵文明和農業文明合并論述,稱之為“漁耕文明”,囊括了其他研究者所謂的漁獵文明和農業文明。在生態環境保護者的話語體系及描述中,工業文明之前的漁耕文明,是一派田園牧歌式的場景。這種純美的自然環境描繪甚至讓當代很多對工業生產深惡痛絕者心向往之,以至于成為生態文明的藍圖描述。毋庸諱言,漁耕文明時期的自然與人類之間,是一種和諧共處的狀態。人類生活在原始自然的包圍之中,最小程度地從自然獲取自己所需要的資源。人類起源于荒野, 對荒野尤其是翠綠茂盛的森林、草原的向往,可能已經根植于我們的基因深處。因此, 當大片的森林被高聳的煙筒和水泥大廈取代時,我們對原始自然環境的渴望越發強烈。但實際上,如果我們能夠時光倒流,回歸漁耕文明的時代,相信我們見到那個時代的人們,一定會為我們的想法而驚嘆不已。他們更渴望我們現在擁有的生活。就如同在 20世紀70年代的斯德哥爾摩大會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對保護生態環境的不屑和無法理解,環境保護被認為是一種“富貴病”,是發達國家的矯揉造作,以至于有的發展中國家代表表示“讓我在污染中死去吧”。想想看,連近在遲尺 (不到半個世紀) 的人們都有這種想法,能夠何況千年之前的人類。 

顯然,我們美化了漁耕文明。盡管環境優美,生態良好,但是真實的漁耕文明時期的社會狀態,遠不是我們人類優質生活的目標和追求。那么,真實的漁耕文明是一種什么狀態呢?
    1.漁耕文明時期的自然資源極大豐富,但是人類面臨的危險也無處不在漁耕文明所對應的原始社會、封建社會,人類人口稀有,數量有限,大部分的自然是一種原始自然,而非有著人類烙印的人類自然。自然資源以自己獨有的新陳代新規律運轉,期間盡管也可能由于火山爆發、泥石流等自然災害而引發大范圍的生態環境危機,但是由于這些大事件的發生頻率較低,發生間隔的時間較長,自然界本身都能加以修復,從而難以撼動自然界本身的生態平衡。誠然,與自然資源極大豐富相伴隨的,也是人類生存的危險無處不在。漁耕文明時期, 有著豐富供人類獵殺的野生鹿群, 但是也到處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大批虎狼; 有著豐茂的可供采摘的植被果醬,但是也隨處可見嗜血的蟲蚊; 有著大量的天然藥材,但是也瘟疫橫向。一言以蔽之,漁耕文明時期,一方面是自然資源的極大豐富,人們從來不用考慮資源的 “可再生”與 “不可再生”的問題; 另一方面,人類在各個方面都有經受著生存的考驗和危險。漁耕文明時期的人們,對自然及其資源的認知和我們相去甚遠,他們并不喜歡純粹的自然,更喜歡人文化的自然。以至于約阿希姆·拉德卡認為,今天的我們也并不是真正喜歡真實的自然。他認為我們眼中的環境從來都不是 “原始的自然”。關于“原始的自然”的模式只是一個幻境, 是對童真崇拜的產物。[16] 

漁耕文明時期,人類無法有效獲取大量自然資源,其將自然資源轉化為適合人類利用和使用資源的能力有限盡管漁耕文明時期存在大量可供人類使用的自然資源,但是人類無法將其大規模轉化為適合人類使用的財富。這種局限貫穿于漁耕文明的始終,后來工業文明的發軔,從某種程度上而言,就是人類渴求快速轉化自然資源的彰顯.不管是漁耕文明前期的刀耕火種,抑或是后期農業的人力犁耕,都是人類轉化能力有限的一種表現。在面對大量可供人類享受但是無力轉化的狀況下,當時的人類形成兩種截然不同的哲學觀和價值觀:一種是改變人類自身的心理預期,建立清心寡欲式的身體訴求,轉而去追求精神上的富足。當時形成的宗教大部分具有這種特性,佛教尤為突出和具有代表性; 另一種是力圖提升人類的轉化能力,將大量的自然資源轉化為自己能夠駕馭的財富和資源。但是這種轉化能力極其有限,其發展也相當緩慢,整個漁耕文明期間,人類對大自然資源的轉化能力還處于相當原始的狀態。人們對自然資源的轉化,不僅數量和規模不能和后來的工業文明相提并論,而且其轉化也更多地建立在與自然融洽的基礎上。例如人類所建造的房屋,更多地采用草木 (尤以中國為甚) 來建構,一旦廢棄,很快就會被自然風化,而融入自然環境;人類所排放的生活廢棄物, 也很容易被大自然腐蝕和轉化, 從而被生活周邊的植物和動物所消耗,不會造成今天的環境污染。甚至可以說,在漁耕文明時期就沒有環境污染。今天,我們將環境污染定義為環境發生了對人類不利的變化: 通過能源結構、輻射水平、物理和化學組成,以及大量有機物的變化, 對環境帶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17] 在漁耕文明時期,人類還無法通過能源結構、輻射水平、物理和化學組成,以及大量有機物的變化,對環境帶來非常顯著的影響。但是這種狀態, 隨著工業文明的到來,一切都改變了。

(二) 工業文明: 單純追求獲取自然資源能力的文明形態

由于在漁耕文明中,人類面臨大量的自然資源,但是苦于無法大規模有效汲取,因此如何提升自己的資源獲取和轉化能力就成為工業文明發軔的發動機。這種狀況延續到工業文明, 使得人們更看重轉化自然資源的能力,而非自然資源本身。從社會生產力的衡量標準而言, 工業文明是一種單純追求獲取自然資源能力的文明形態。這種文明形態以及所建立的價值衡量體系而言,其內容具體可以概括為如下四個方面: 

1.工業文明社會發達的衡量標準是具有快速轉化自然資源的能力,而非保有大量自然資源的數量鑒于漁耕文明社會中人類苦于對自然資源轉化能力的不足,在面對自然資源時無法有效轉化為可供人類享用的“財富”,進入工業文明社會后,人類將提升快速轉化自然資源能力作為一個社會文明程度和發達程度的標準。在某種程度上,工業文明區別于漁耕文明的最為典型的標志就是其建立了人類快速創造財富的手段和能力。從形式上而言,工業文明的標簽是人們建立了四通八達的高速交通網絡,高聳入云的摩天大樓,一天 24 小時可以運轉的工廠,無時無刻不在的川流不息的車流與人流。
    這種場景彰顯了工業文明發達的創造能力和轉化自然資源的能力。本質上,工業文明是一種追求提升資源轉化能力和創造能力的社會文明。衡量一個國家、地區乃至企業組織文明程度的標準,就是依據其是否有著發達的“生產”能力,而生產無非就是將原材料(自然資源) 轉化為產品 (直接滿足人類需求的物品) 。因此,工業文明社會的國家實力,更多地表現為擁有大量快速伐木的設備和組織,而非擁有大量可供伐木的森林; 更多地表現為擁有大量出產鋼鐵的鋼廠, 而非擁有大量可供開采的鐵礦石; 擁有已經改造了可供大量游人旅游的海灘沙灘, 而非大量原生態的無法涉足的沿海灘涂; 擁有可供人們大量養殖并大量宰殺的牛群和雞群, 而非具有生物多樣性的自然物種群落。從某種程度上說,工業文明社會并不喜歡原生態的自然。對于自然,工業文明也總是試圖去加以改造,以便于人類可以快速汲取自然資源。在生態文明誕生之前,漁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天然區別,就在于后者具有了快速和強大的改造自然資源的能力。
    2.突出資源的價值須包含人類勞動,或者滿足人的效用性工業文明單純追求獲取自然資源能力的特性,直接影響到人類的財富觀。例如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論述和論斷中,認為只有包含了人類勞動的物品才擁有價值,而且其價值的高低與人類賦予其中的勞動大小成正比。相反,沒有包含人類勞動的物品則不具有價值,也就不是財富。這種包含人類勞動的價值觀使得人們更看重對資源的“人為”性,即體現了人對自然資源的改造、改良,最低程度也需要體現滲透人類活動的痕跡。

這種以人類勞動或者活動為特性的財富觀,不僅僅局限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西方經濟學中對財富的認知幾乎也遵循著這樣的思路。西方經濟學衡量財富的一個重要工具是 GDP。如果采用支出法的話,GDP的計算公式為GDP=消費+投資+政府購買+凈出口。這種財富計算和衡量標準是否科學一直受到人們的質疑。例如按照這種計算標準,只有消費了某種物品的行為才能納入財富增長的范疇。試想一個廚師,如果他在飯店中烹飪了一頓100 元的披薩,并將其賣給了顧客,那么他就創造了100元的 GDP,或者稱之為創造了100元的財富; 但是如果他在家里給自己的家人同樣烹飪了100元的披薩,被他的家人大快朵頤,則沒有納入 GDP 的計算范疇, 在西方經濟學的范疇中就沒有創造財富增長。這種對待同樣勞動行為不同財富觀的計算思路,一度讓很多人詫異乃至懷疑這種計算思路。實際上,西方經濟學的這種財富計算方式,是當代人財富觀的一種反應。為何廚師只有在飯店中被客人消費了的披薩才能構成 GDP,而在家庭中被家人消費了的披薩不能構成 GDP 呢? 表面的理由是后者如果納入計算的話會造成重復計算, 但實質上是因為前者構成了“交換”。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交換”是迄今為止人類最為偉大的發明,它使得人類可以保值財富以及增值財富。交換之所以可以保值財富以及增值財富,是因為它可以讓物品更好地滿足我們的效用。一個擁有了一萬斤白菜的人,如果只能消費和享受一千斤大米白菜,而放任其他的九千斤白菜腐爛,那么他擁有的只有一千斤白菜的財富,而非一萬斤。剩余的九千斤大白菜不管是對他而言還是對整個社會而言,都不是財富;相反,它如果將其剩余的九千斤大白菜交換出去,去滿足其他人饑餓的效用,那么剩余的九千斤就轉化為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而言,不管是白菜、大米,抑或衣服、房屋等各種物品,都不是財富,只有滿足我們效用后才能被我們認可為財富。因此,財富的本質不是具體有型的物品,而是能夠滿足我的效用。

 這種突出資源須滿足我們效用的財富觀,使得工業文明極盡挖掘乃至“創造”我們的效用。對于工業文明而言,自然資源如果沒有納入滿足我們效用的范疇內,那么便不是財富,也就不具有價值了。

3.建立個人能力的社會快速擴容機制,從而使得能人以及富人成為更多資源的擁有者

工業文明使得人類的能力大幅提升,在面對自然時更具有信心和手段。當我們面對成片的摩天大樓,我們總會驚嘆人類建設高度的壯觀; 當我們乘坐飛機遨游天空,甚至將人送上月球、太空,我們總會驚嘆人類科技的長足發展。縱觀當今世界,人類的足跡幾乎已經遍布地球,人類幾乎無所不能。工業文明使得人類的能力提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人類個體在工業文明時代的能力并不比在漁耕文明時期高明多少,對于很多人,甚至可能意味著能力退化。當代的很多人,在獨處荒野時,都無法生存;即使在社會生活中,很多的困難都難以依靠著自己解決,而需要求助他人或者其它的組織機構。 

因此,工業文明在能力方面, 形成了兩種截然相反的視野:作為人類整體,我們的能力提升無與倫比, 甚至在日新月異地拓展;而作為人類個體,我們的能力在斷退化, 難以獨自一個人生存,甚至難以在人類社會中解決一些基本的生活問題。為何會形成如此強烈的反差呢? 一個根本的原因在于工業文明建立了一種個人能力的社會快速擴容機制,從而使某些能力非凡的個人能力能夠快速被社會吸納,從而轉化為整個人類社會的能力。例如在 “天才”瓦特發明出蒸汽機后,人類將瓦特的這種能力吸納從而轉化為人類的整體能力。而且,隨著工業文明的不斷進步,人類建立的這種社會快速擴容機制, 其對某些人非凡能力的吸納速度越來越快,廣度越來越深。瓦特發明蒸汽機的能力擴容, 人類社會經過了一百多年; 而今天喬布斯發明的智能手機,在很短的時間內就遍布全球。因此,當今人類能力的非凡提升,在于我們將其中某些天才人物的能力快速吸納并為其他人所分享。在漁耕文明時期,也會有某些天才人物具有非凡的能力,但是社會沒有建立這種快速吸納機制,他們的天才能力在他們個人生命消逝后,也就隨之隕落。 

我們人類在建立這種個人能力的社會快速擴容機制,并享受這種天才人物的能力時 (想想近年來我們對智能手機的享受和依賴) ,我們也給予了這些天才人物更多的回報。他們享受了更多的財富和資源,動輒幾百億甚至無法估量的市值回報,造就了大量的億萬富翁。能人以及所建立的大型企業、組織,急速地拓展了我們人類的能力,我們對他們回報的方式之一就是讓他們成為富翁,獲得了大量的金錢和資源。因此, 工業文明時期, 能人以及由此成為富人的這類人群, 對人類的能力提升有著重要貢獻, 從而也有權利和資格享受更多資源。

4.國民經濟的發展以自然資源沒有價值為前提 

鑒于漁耕文明時期,人類面對大量的自然資源,卻苦于無法有效利用,因此,人類沒有意識到原生態的自然資源的價值所在。這種認識在工業文明時期依然秉持,甚至更為強化。鑒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價值的經典論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認為由于自然資源沒有包含人類勞動,因而不具有價值。盡管這種認識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有所調整,但是依然存在著爭議。例如有論者認為自然資源的價值需要根據不同的實際狀況來決定。當自然資源極大豐富的時候,自然資源沒有價值,但是當自然資源枯竭的時候,自然資源就具有了價值。[18]有的論者則對自然資源進一步分類,將其分為未經人類勞動加工開采的原生自然資源和經過人類勞動加工于原生自然資源基礎上而形成的自然經濟資源。其中,原生自然資源有價格、無價值; 而且自然經濟資源的價值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表現為有價格而無價值,另一方面可能表現為有價值又有價格。[19]

這種對自然資源價值觀的否定,使得工業文明時期的人們在面對自然資源時,更多地表現為無限索取。概括而言,在工業文明時期, 人們形成了如下的自然資源價值觀和行為: (1) 自然資源無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2) 自然資源無價,可以無償使用; (3) 自然資源無主,可以誰采誰有。[20] 毫無疑問,這種自然資源價值觀使得人們在面對自然資源時,更多的是考慮如何將自然資源轉化為符合人類需求的物品, 而對于自然資源在整個自然生態中的價值和地位考慮不足。

5. 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更多的是對于當前人類可感知的需求的滿足 

 人類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利用,都是基于對人類自身需求的滿足。如果拋開了人類的衡量標準,“價值”便無從判斷和錨定。但是人類需求的滿足卻存在差異,而且人類的需求也不盡相同。馬克思認為人類需求包括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馬斯洛則將人類的需求劃分為 5 個層次, 并且揭示了其不斷遞增的規律。Alderfer 據此將其簡化為生存需求、交往需求和發展需求。[21]不同的劃分層次預示著人類的需求是多元的。但是在工業文明社會中, 其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更多的是對于當前人類可感知的需求的滿足。這一斷定,蘊含著雙重含義: 一是其滿足是對于當前需求的滿足。從時間維度上說,工業文明社會并不熱心關注長遠和未來需求的滿足。“今朝有酒今朝醉”的運作規則貫穿整個社會;二是其滿足更側重對人類可感知的需求。可感知的需求更多地表現為物質的需求以及追求享樂的需求。盡管在漁耕社會,也存在“紙醉金迷”式的生活和需求滿足狀況,但是將這種生活方式推廣到全社會并成為一種社會常態的,卻是工業文明社會。人類不再接受宗教式的節儉美德和行為約束,更樂于及時滿足自己當前感官享受。 

四、生態文明的學理闡釋 

我們基于生產力標準,對漁耕文明和工業文明進行了特質提煉。按照這一標準,進一步的追問就是,生態文明的特質是什么? 其具有的本質特性及內涵是什么?誠然,拋開生產力的考核標準,學界的很多研究已經在提煉生態文明的內涵和特性。借鑒學界既有的研究成果,比照前述漁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特質提煉,我們從生產力的標準,提煉了生態文明的如下特性: 

生態文明是一種推崇自然環境與生態的社會文明, 社會的文明程度并非以自然資源汲取能力為單純衡量標準具有這種能力但是還需要具有可供汲取的自然資源,才是一個社會高度文明的衡量標準

工業文明對于快速轉化資源能力的渴求, 使得它在轉化自然資源時, 無視對自然資源的保護,從而造成了大量的自然資源破壞和毀滅。這種狀況使得在工業文明初期的人們就深感不適。梅歐將其稱之為 “進步的不適”,當原生態的流水夾道、樹木掩映逐漸褪去, 總是讓人有一種灰暗的感覺。[22] 毋庸諱言,當工業文明對資源汲取能力無限追求并失去約束之時, 也就是工業文明發展模式終結之時。生態文明作為醫治工業文明社會問題的一種 “后工業文明”,融合了漁耕文明與工業文明的一些固有特性,并進行了取舍。如上所述, 漁耕文明是一種擁有豐富自然資源但是其汲取能力不足的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秉承了漁耕文明對生態環境與自然資源的敬畏, 保有大量不表現為 “財富”和不直接對人類產生使用價值的原生態環境和資源。這是生態文明區別于工業文明的顯著標志之一。概括而言,漁耕文明具有兩個特性: 一是具有豐富的原生態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 二是沒有大規模汲取和改造原生態自然資源的能力。生態文明秉承了其第一特性,但是摒棄了其第二個特性。相對而言,工業文明則是一種單純追求獲取自然資源能力的文明形態,它的社會追求價值和目標就是將自然界中的資源快速和大規模地轉化為可供人類使用和消遣的產品。工業文明也具有兩個特性: 一是具有快速轉化原生態自然資源的能力; 二是并不追求保有大量原生態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生態文明秉承了工業文明的第一個特性,但是摒棄了其第二個特性。因此, 生態文明是融合了漁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各一部分特性,而又舍棄了其各另一部分特性。生態文明是一種保有原生態環境以及豐富的自然資源,具有強大的資源汲取能力,但是又謹慎使用或者限制使用這種能力的社會文明。

 (二) 生態文明是一種利益共享的社會文明,能人以及富人并不能依據對財富的巨大創造而享有以及揮霍自然資源,社會對他們的回報更多是基于精神和榮譽的 

工業文明社會的成功之處在于能夠將某些天才人物的創造能力,快速轉化為整個社會的創造能力,從而讓整個社會都分享這種創新的紅利。這也是工業社會快速發展的社會運行機制。誠然,工業文明社會也給予這些能力超群人物以極大的物質回報,其標志之一就是他們擁有天文數字的貨幣財富,從而可以掌控大量的資源。這種能力分享機制以及資源回報機制,使得工業文明極易無視自然資源的保有,從而放縱能人以及富人的資源揮霍行為。無法否認的是,要激發天才人物的創造能力以及工作熱情,需要建立一定的豐裕回報機制。但是如果這種回報只是局限于或者集中在物質資源的大肆占用上,則將引發重重社會問題:造成社會內部的分配不均,造成大量自然資源被集中在少數群體之中,造成自然資源的效用無法實現最大化,從而最終造成資源無限掠奪行為。工業文明的這種資源回報機制實際上無以為繼,生態文明必須改變這種回報機制。

 生態文明需要秉承工業文明的這種創新擴容機制, 從而讓整個社會分享天才人物的創造紅利。但是需要做出改進和區別的是, 生態文明對能人以及富人的回報資源需要進行調整。社會對能人以及富人的回報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而非物質上的。如果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 物質以及自然資源對能人和富人的需求效應已經很低,他們更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實現。自我現實很大方面可以通過精神上榮譽的認可而實現。這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可以實現自然資源使用的最小化以及效用的最大化; 而對于能人以及富人而言,榮譽可能是他們最渴望獲得的回報。因此,生態文明是一種利益共享的社會文明,能人以及富人的創新和勞動紅利, 不會如同工業文明社會那樣為少數人帶來巨大物質回報,能人以及富人并不能依據對財富的巨大創造而享有以及揮霍自然資源。社會對他們的回報更多是基于精神和榮譽的。誠然,如何改變以往工業文明的利益分配機制,而建立起新的生態文明榮譽分享機制,是一件并非容易的事情。但是改變這種分配格局,必須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和維度。

(三) 生態文明是一種對自然資源價值認可的社會文明,財富的衡量并非單純依據人類勞動以及滿足人類的自我需求,價值并非體現為單純能夠滿足人類的需求 

不可否認,在面對極大豐富的自然資源,以及人類獲取自然資源能力有限的情況下,忽視自然資源的價值并不會引發太多的問題和矛盾。但是當自然資源面臨枯竭,或者其再生能力不足以抵消人類對其巨大的汲取時,問題就凸顯出來了。工業文明對自然資源的大肆揮霍和開采,均是建立在自然資源沒有價值的基礎上,要改變這種局面,重要的舉措之一就是重新認識并賦予自然資源新的價值內涵。實際上,當代的一些經濟學家已經意識到自然資源對人類的重要性,例如曼昆認為人均自然資源是決定生產率的一個重要因素之一。[23]但是還遠沒有達到給自然資源賦值的高度。真正對自然資源價值觀點產生沖擊的是循環經濟思想的誕生。美國經濟學家鮑爾丁于1969年出版了一部名為 《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著作, 鮑爾丁在這部專著中第一次提出了 “循環經濟”( Circular Economy) 這個概念。[24]循環經濟理論也被稱為 “宇宙飛船理論”,鮑爾丁認為飛船是一個孤立無援、與世隔絕的獨立系統,靠不斷消耗自身資源存在,最終將因資源耗盡而毀滅。而唯一能使飛船延長壽命的方法,就是實現飛船內的資源循環,盡可能少地排出廢物。同理,地球經濟系統如同一艘宇宙飛船, 盡管地球資源系統大得多,地球的壽命也長得多,但是也只有實現對資源循環利用的循環經濟,地球才能得以長存。 

鮑爾丁的循環經濟學,以及“宇宙飛船理論”形象的比喻,為生態文明自然資源的價值認定和重新使用,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視角。本文認同這一理論對自然資源的定位,但是認為生態文明的自然資源價值還不能僅僅滿足于一種 “循環利用”的程度, 還需要推進到 “禁止利用”或者 “等待利用”的程度。“循環利用”依然沒有擺脫工業文明對自然資源的那種無限開采的思路和模式,還是需要將自然資源納入人類的使用范疇之中,只是意味著使用周期的延長, 而生態文明并非一定要將自然資源都納入人類文明社會的門檻之中,“禁止利用”或者 “等待利用”自然資源,意味著人類社會并非一定要將所有的自然資源納入我們既有的經濟運行體系之中, 在現有的自然資源已經足夠滿足人類社會的需求之后,大部分的自然資源都應該排斥在我們人類的使用之中。唯有現有的自然資源無法滿足我們的需求時, 人類社會才可以依據一定的社會程序,啟動對其他自然資源的開采和使用。而且,沒有納入人類使用,以及“循環使用”的自然資源,依然擁有價值,這種價值既包括可視和可感知的, 例如對大量不允許捕撈而任由自然老去的海洋魚群;也包括不可視和沒有感覺到的, 例如大量沒有發現使用價值的物種的保有。 

“禁止利用”或者“等待利用”自然資源,也意味著財富的衡量并非單純依據人類勞動以及滿足人類的自我需求,價值并非體現為單純能夠滿足人類的需求。大量游離于以及保有于人類社會之外的自然資源,依然具有價值。對于一國而言,其財富的衡量并非如工業文明時期那樣單純體現為 GDP,擁有大量沒有開采的森林和礦產,擁有大量禁止捕殺的魚群、畜群等,擁有大量不適合居住以及旅游的濕地、灘涂,都是其財富和富足的表現。誠然, 按照這種價值衡量標準,一個 GDP 高度發達的國家, 如果沒有更多 “閑置”的森林、濕地、魚群, 也不是一個真正富足的國家。

 (四) 生態文明是一種對人類需求更為長遠考慮的社會文明,資源的價值不僅僅滿足局部人類和當前人類, 還要滿足全體人類和未來人類 

 生態文明對大量自然資源的 “禁止利用”或者 “等待利用”,其價值追求在于,生態文明是一種對人類需求更為長遠考慮的社會文明,資源的價值不僅僅滿足局部人類和當前人類, 還要滿足全體人類和未來人類。美國哲學家范伯格早在 1971年的《動物與未來世代的權利》一文中明確提出了“后代人權利”,體現了對未來人權利的保護。這種思想也體現在倫理學界。在西方生態倫理學體系中,分為兩大派系: 一派是以人類為核心的“人類中心主義”,另一派則是將道德關懷擴展到動物、植物以及山川河流等各種自然存在物上的 “自然中心主義”。自然中心主義倫理中, 以黑迪為代表的“現代人類中心主義”、以帕斯莫爾和麥克斯基為代表的 “開明人類中心主義”、以諾頓為代表的 “弱勢人類中心主義”、以辛格為代表的 “動物解放主義”、以施韋茲為代表的 “敬畏生命的倫理學”、以泰勒為代表的 “尊重自然界的倫理學”以及以萊奧波爾德為代表的“大地倫理學”等。[25]在這些眾多的自然中心倫理學流派中,不管是妥協式的, 抑或是激進式的,都反對以人類價值判斷為唯一或者核心的衡量標準。

不管是“后代人權利”的提出和維護,抑或是 “自然中心主義”生態倫理的提出,都體現了學者們對工業文明只追求當前人類局部需求滿足的反抗和不滿。它預示著我們如果希望進入一個生態文明的時代,就必須考慮我們未來人類的福祉。而“自然中心主義”看似偏執地站立在動物的立場上來看待自然價值,其實只是一種更為極端地保有人類生存環境的策略選擇而已。生態文明相對于工業文明的進步之處,就在于它不僅僅是針對當前人類局部人群效用的滿足,更渴求更為長遠的人類需求的滿足。

 五、生態文明的現實塑造 

當我們站立在生產力的角度,去剖析生態文明與漁耕文明、工業文明之間的差異,并從中提煉出生態文明的特性時,我們會追問:如何在現實中實現生態文明? 工業文明已經如此 “強大”,幾乎控制了整個人類社會,要完全拋棄它既不現實,也不明智。從這個意義上說, 生態文明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對工業文明的修正和漸進取代上。依據我們提煉的生態文明的本質特性, 我們構建了生態文明現實塑造的三大內容:“限制、保有和共享”自然資源,從而達到生態環境與生態系統的保護。其中,“限制”體現在制度上,“保有”體現在空間上, 而 “共享”則體現在社會關系和理念上。 

在制度上,建立自然資源的限制使用機制 

經過了工業文明的發展,人類已經建立了自然資源絕對的汲取能力。從能力和技術的角度看,我們無法實現倒退,即一旦人類獲得了某種能力,就不可能再丟失掉。因此,如果我們希望保有強大的自然資源汲取能力,但同時又希望限制使用這種能力,就必須從制度上建構這種限制能力使用的機制。建立自然資源限制使用的制度及其機制,是生態文明區別于漁耕文明和工業文明的根本之處: 在能力上,生態文明擁有大規模汲取和使用自然資源的能力和實力; 但是在制度上,必須限制這種能力的使用,從而使得人類與自然生態之間能夠保證平衡。換言之,當自然界已經無法抗衡和限制人類這種對自然資源的汲取和利用能力時,人類必須自身建立這種約束機制。這種約束使用以及限制使用的制度,具體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和建立: 

1.改變工業文明時代自然資源沒有價值的狀態,建立自然資源估價和付費使用機制。工業文明之所以對自然資源大肆開發和無節制地使用, 除了擁有強大的能力之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將自然資源視為 “無主、無值”, 從而具有了 “公地悲劇”。哈丁在 1968 年就探討了這種 “公地悲劇”,他認為公地相對于私地,更會造成環境破壞, 資源的過度掠奪。[26] 實際上,“公地悲劇”的根源之一在于“公地”對每一個人而言是沒有價值的,不必去為獲取付費。因此,建立自然資源的估價和付費使用機制,是建立生態文明限制使用機制的必然內容之一。實際上,這種估價和付費機制, 我們已經開始嘗試,例如“碳交易”制度的建立和推行,就是這一制度和機制的最好注腳。可以預見, 隨著生態文明的推進, “碳交易”的資源使用付費和污染付費制度將在全社會展開。

2.建立自然資源的生態補償制度。自然資源的估價和付費使用,并非僅僅是針對資源本身的屬性付費, 更需要從生態系統維護的角度付費,即需要建立長期和有效的生態補償制度。自然資源的生態補償制度,意味著自然資源的價值和費用,可能是空間寬廣和時間延長的。在空間上,生態補償意味著資源使用者的付費群體可能不僅僅局限于自然資源所在區域的補償,也會拓展到其他區域,甚至向全人類付費; 在時間上,生態補償不是一次性的, 而是時間連續的。甚至當未來證明某次資源使用誘發和造成了大的自然災害,資源的使用者也需要對這些自然災害的損失付費。這將使得資源的使用更為謹慎。

3.細化自然資源的使用權責, 將 “生態屬性”納入使用權責體系之中。在漁耕文明以及工業文明時代,自然資源的使用權責中,更偏重其 “資源屬性”,即側重自然資源所帶來的資源使用價值,其價值也體現在促進人們生活以及生產的便利。具言之, 對于森林, 工業文明時期人們更看重其提供木材的價值; 對于海洋,更看重其提供魚類的價值; 對于灘涂,更看重其提供土地空間的價值。但實際上,大量可再生的具有高“資源屬性”的自然資源,也同時具有高“生態屬性”。森林不僅具有提供木材資源的價值,更具有保有調節氣候的生態功能; 海洋不僅具有提供魚類資源的價值,也具有更為重要的穩定全球溫度和氣候的生態功能; 灘涂不僅具有提供土地空間資源的價值, 也具有保有生物多樣性的生態價值。因此, 在生態文明的制度建構中,需要對自然資源的使用權責進行細化,將其“生態屬性”納入使用權責體系之中,對“資源屬性”的使用,不得損害其“生態屬性”; 并根據其“生態屬性”的內容特性和多寡,決定其資源屬性的可開發性和使用。 

(二) 在空間上, 建立自然資源的保有區域

生態文明的建設,除了制度上的 “禁止使用”之外,另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在物理空間上需要建立生態文明的保有區域。保有區域的存在,在物理形態上,保障生態文明的可視、可觀和可觸。

1.建立和完善自然保護區。建立和完善自然保護區是這一內容的重要舉措之一。目前, 自然保護區制度已經在全球世界各國建立和展開。特別是從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自然保護區的數量呈現幾何倍數的增長。尤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提出的生物圈保護區概念以及后來制定的塞維利亞綱要之后,自然保護區的理念有了革新性的變化。[27] 盡管如此, 自然保護區的制度依然不完善,在我國表現為管理體制不順, 沒有實現可持續管理。[28]因此,要達到生態文明的高度,自然保護區還需要進一步完善和升級。在物理形態上,首先,在數量和面積上自然保護區還需要進一步擴展,其占據的面積甚至可以超越人類占據的面積; 其次,在空間分布上,自然保護區需要更具廣泛性,而并非現在集中在人口稀疏的“偏遠”地區,在繁榮的大都市周圍如果必要也可以建立。除此之外,自然保護區制度的完善也是其推進生態文明的重要內容,需要從法律制度、財政支持、執法保障等各個方面進行完善甚至重塑。

2.建立森林、灘涂等相關生態屬性較強的保有區域。自然保護區的建立,是生態文明的一個重要舉措,但是在空間上單純依靠自然保護區,依然難以實現生態文明物理形態的隨處可見。因此另一個重要的舉措就是建立一些具有高“生態屬性”區域的保有,如建立森林、濕地、灘涂、草地等明顯地具有高“生態屬性”的區域。可能這些森林、濕地、灘涂以及草地無法達到設立自然保護區的標準,但是社會需要建立它們的“生存檔案”,保障全球、全國以及地區性的此類區域數量和面積的平衡。生態屬性較強區域的保有,要防止其開發資源的沖動,也要避免將其改變為耕地以提供更多人口糧食的沖動。與以往的生存困境不同, 現在人類的生態足跡已經遍布地球的各個角落。[29] 這些區域的保有,不僅僅是生態文明的表現,也是人類避免生存危機的舉措。在中國歷代,中原地區經常發生的饑荒,其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耕地遭受災荒后,民眾沒有可以替代的森林、濕地資源作為食物補充來源。未來的生物疾病可能更為嚴重,會導致全區域性、全國乃至全球的耕地糧食突然減產甚至消亡, 這時候,大量天然保有多種生物和資源的森林、濕地、灘涂等就成為人類生存延續的重要保障。

(三) 在社會關系和理念上, 建立自然資源的共享法則

生態文明作為一種不同于漁耕文明、工業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態,它的推行不僅僅體現在制度的創新和空間的設立上,更需要理念上的革新。在前工業文明時期,人們對待自然資源形成了兩種截然對立的價值觀: 當自然資源處于“荒野”狀態時,它不屬于任何人; 但是當自然資源處于某一個人或組織的管控和改造中時,它就是屬于這單一的人或組織。這種對待自然資源的使用法則是造成自然資源無序和濫用的濫觴。這種理念為一些學者所批評, 徐祥民教授就將其概括為“有力者居之”“有理者居之”的資源使用法則。而要實現生態環境的有效保護,需要建立生態文明 “共享而后有之”的資源使用法則。而“共享而后有之”法則包含三大核心內容, 即適應自然、整體優先和義務本位。[30]

不可否認,“共享而后有之”的自然資源使用法則的確為生態文明的理念變革提供了很好的方向。筆者認同這一理念,并認為生態文明時代,人類也已經具有足夠的“財富”和能力去踐行這種“共享而后有之”的自然資源使用法則。這就需要在社會關系和理念上建立自然資源的共享法則。在面對自然資源時,生態文明時代的人們需要改變以往對自然資源截然對立的價值觀:每一個個體及組織面對處于的 “荒野”自然資源時, 不能認定其是無主的; 每一個個體及組織在加工和改造自然資源時,不能認定其完全屬于自己。質言之,生態文明時代的自然資源共享法則,需要限制隨心所欲處置自然資源的沖動和能力。這與制度上的限制與空間上的保有,是一脈相承的。 

 

參考文獻:

[1]北京大學的陳尚志教授對此持不同的觀點, 其認為生態文明這個詞是從國外傳入中國的。具體參見陳尚志:《論生態文明、全球化與人的發展》,《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1期。

[2]Morrison R.Ecological Democracy.Boston: South End Press,1995:281。

[3]李紹東:《論生態意識和生態文明》,《西南民族學院學報 ( 哲學社會科學版) 》1990年第2期。 

[4]申曙光:《生態文明:現代社會發展的新文明》,《學術月刊》1994年第9期。 

[5]申曙光:《生態文明及其理論與現實基礎》,《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3期。 

[6]申曙光:《生態文明構想》,《求索》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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